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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贡茶与吴三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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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贡茶与吴三桂
 
清代以前,云南普洱茶默默无闻不见经传,查阅典籍或野史也是只言片语,最早的也就是唐代时作为间谍的樊绰无心插柳的一句,“茶,出银生城界诸山,散收,无采造法。蒙舍蛮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饮之”。
 
但到了清代,普洱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,还成为了皇家的主要贡茶。
 
今天笔者就对清代普洱茶鼎盛的原因做些分析,与茶虫们分享。
 
从古到今,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不可违背。需求决定供给,决定生产规模及发展。
 
名不见经传的普洱茶能够在清代一鸣惊人的鼎盛,就其原因一是市场需求大增;二是民族融合产量提高;三是成为贡茶皇帝喜欢和政府引导。
 
藏民的生命之茶
 
藏区地处青藏高原,藏民的生存条件严酷。高原缺氧,缺蔬菜水果,食物以高热量、高脂肪、高蛋白的牛羊肉、乳酪为主,因此,摄入的维生素、矿物质明显不足,而且,在海拔2500以上,水温沸点一般在65-82℃,所以藏族同胞煮熟的食物其实都是半熟的。
 
另外,他们食用青稞糌粑,肠胃容易积热积滞。在这种生存环境下,藏民需要一种解油通便的东西促进新陈代谢,这种东西就是茶叶。
 
可见,茶已经成为了肉食乳饮的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,上自王公贵人,下至贫民百姓,饮茶成风,嗜茶成性,纷纷争相竞求。
 
藏族谚语说:“一日无茶则滞,三日无茶则病”,说明茶能促进肉食、奶酪等高脂食物的分解和消化。一天不喝茶就感觉到胃气不和,吃的东西不消化,整个人没精神;长时间不得喝茶就容易生病,古代三表示多数别拘谨为实数3。
 
历史也说明,茶叶是“羁縻[jīmí]政策”的一部分。“羁”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,“縻”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。唐宋时期,北部草原的游牧民族普遍习惯喝茶,籍以解腻和帮助消化,明代尤甚。
 
《明史》说:“番人嗜乳酪,不得茶,则困以病。故唐、宋以来,行以茶易马法,用制羌、戎,而明制尤密。”茶不仅是边贸大宗商品,更多的成了战略物资。用今天的话就是中原控制各方“夷蛮”的紧缺产品。
 
川茶减少,普洱茶占领藏区
 
明末清初,四川地区遭受长期战乱,当地的茶叶生产被严重摧残,造成了输出藏区的茶叶严重不足。
 
由于普洱茶外形紧结,内质细嫩,味纯回甘,香高耐泡,非常适合藏胞口味。藏胞长期饮用,形成对普洱茶的偏好。
 
因此有“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”之说。“车”是车里(景洪)、“佛”是佛海(勐海),“车佛茶”就是普洱茶。
 
明末,因战乱,对藏族的茶叶供应少了,后来一俟清兵入滇,藏族立刻要求恢复茶马贸易,顺治十八年(1661年)三月,“北胜(云南永胜)边外达赖喇嘛、干都台吉以云南平定,遣使邓儿墨勒根赍(jī,怀抱着、带着)方物,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。”
 
于是产于云南的普洱茶就占领整个藏区,普洱茶的强项一是味酽耐泡,二是既可帮助消化又可驱赶风寒,三是外形紧结便于长期保存及携带,四是越存越好喝(苦涩减少,变为柔和醇厚)。
 
藏民一喝上瘾了就离不开了,成为了藏区茶叶的主要供应者。普洱茶就不仅是“则西蕃之用普茶,已自唐时”了!在西藏,不少商人经营普洱茶。达官贵人也以拥有普洱茶的多少相互炫耀,作为财富、地位的象征。
 
吴三桂的野心推动了普洱茶的发展
 
普洱茶占领藏区,还得感谢叛将吴三桂,是他的野心,让普洱茶快速发展起来。
 
清初吴三桂任云南总管,总辖云南军队民事。他利用川茶衰落、或可插足的机会,以交易茶叶为由,暗中联络西藏的达赖喇嘛。
 
于是1661年(顺治十八年)3月,达赖喇嘛等受吴三桂唆使,奏准在北胜州(今丽江永胜)试行以马换茶。康熙四年(1665),清廷批准在云南的北胜州与中甸等地,举办云南与西藏两地的茶马互市。
 
各地商人在北胜州、中甸等地交易茶叶或马匹,官府按照交易收取税银每引三钱二分。
 
据《庭闻录》:吴三桂与达赖喇嘛暗商后上奏:云南所需之马,每年须奏请朝廷遣官往西宁购买,难免长途跋涉之劳。今达赖喇嘛既愿通市,“臣愚以为允开之便。”
 
不久又奏:云南普洱之地虽产茶不多,毕竟较别省采买为便,建议“令商人于云南驿(今大理祥云县云南驿村)盐道领票,往普洱及川、湖产茶地方采买,赴北胜互市,官为盘验,听与番人交易”。
 
所言赴川、湖产茶地方采买是虚,鼓吹采买普洱之茶是实。奉旨准。滇东南所产之茶,遂得以大量生产并销往藏区。历史资料显示,吴三桂与达赖喇嘛的茶马互市地点,还由北胜州向东北延伸至四川的打箭炉。
 
1681年(康熙二十年),吴三桂叛乱失败。康熙帝随即下诏,追查吴三桂暗通达赖喇嘛之事。北胜州、中甸等地的茶马互市一度停办。在查清达赖喇嘛与吴三桂反叛无关后,北胜州、中甸等地的互市逐渐恢复;举办茶马互市的地点,还增加了鹤庆、丽江、金沙江(在今丽江以东)等多处,规模以后还继续扩大。
 
藏区和青海蒙古族地区对云南普洱茶需求的迅速增加,云南与藏区之间的茶马贸易,刺激了云南普洱茶的大量种植与销售,云南逐渐成为全国知名的茶叶产地,与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四川、两湖等传统的茶叶产地并列。云南茶成为后起之秀!
 
在短短的几十年间,云南普洱茶的种植、加工和销售,得到了十分迅猛的发展。
 
中原饮茶方式和评茶标准改变了
 
中原饮茶方式的改变:远古生嚼→汉以前煎药法→汉至中唐《茶经》前粥茶法(混吃法)→唐代《茶经》后煮茶茶(末茶饼)→宋代点茶法→元代过渡期→明代泡茶法(散茶叶)→清代清饮法→当下喝茶法。
 
从有关记载来看,清代嗜茶者评判好茶的标准,主要是味酽耐泡,容易保存,消食健身与滋味独特,而普洱茶同时具备了这几个条件。
 
云南东南部的茶树属于多年生的大叶种茶,主要特点是生长迅速、采摘期长并可多年栽培,而且茶叶味酽耐泡,历十余泡茶味仍不少衰。制成以后可长期保存,而且数年后滋味更显醇厚。
 
清代仕宦云南的吴大勋,称普洱茶是“最为有益之物。煎熬饮之,味极浓厚,较他茶为独胜”。
 
这样,不仅“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”,而且中原及云南本土等,对普洱茶的需求量大增!
 
需求大了,就反过来要求扩大生产及畅通销路。这是普洱茶得以发展的前提。
 
南诏国、大理国时期及以前,云南土着民族为主,民族的融合是被“土着”化,如南诏国时大理洱海边俘获的唐朝士兵被白族化。但元以后,发生了改变,土着民族成了被统治民族,逐步被“汉化”。
 
清朝政府为巩固对云南的统治,保卫边疆,维护统一,派驻绿营兵。每县至少设置一汛,汛有固定防区,又兵在塘、关、哨驻守。
 
在明代还未开发的丽江府、永昌府(今保山)、顺宁府(今临沧)、元江府、普洱府、开化府(今文山)、广南府等地,因人口稀少,土地开垦,多设置塘、哨、关、卡。
 
至今,云南大多数人(包括少数民族)的家谱,都自称祖先是来自南京应天府人氏。这是自明代以来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。
 
以江西、湖南、四川、陕西、贵州为主的外来流民,在迁居车里、茶山等地后,凭借在家乡掌握的制茶知识,很快投身于普洱茶生产及销售的浪潮,尤以从事收购、加工及贩卖者居多。
 
由此可见茶山繁荣之状。现在追捧的倚邦贡茶古树及“猫耳朵”小叶种,有人就认为是移民的四川人带来栽种的。六大茶山中的易武,到清代晚期其居民基本上都是汉人(石屏人)。
 
易武的茶庄数量在六大茶山中居于首位,其制作技术在六大茶山中最先进,其茶叶质量也是最好的。
 
清代是满族人统治,满族人以游猎吃肉为主,得到天下后,更是养尊处优、大鱼大肉,身体容易出问题,也需要用“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”的普洱茶来去油腻助消化,使肠胃舒服。
 
再加上普洱茶味酽耐泡越存越香,喝了整个身体舒服。所以普洱茶在清王室上至皇帝太后,下至王爷大臣均大受青睐,形成了冬饮普洱,夏喝龙井的习惯。
 
(清八旗子弟茶不离身,已流行起了盖碗。)
 
1729年(雍正七年),普洱茶被朝廷列为贡茶,至光绪三十年(1904)贡茶中止,普洱茶每年上贡长达176年。历经乾、嘉、道、咸、同、光、宣七位皇帝。
 
1826年(道光六年),阮福的《普洱茶记》记载如下:
 
皇帝得到来自云南的普洱茶,不仅自己品尝,而且赏赐给皇亲国戚。并作为礼品赠送外国使臣。按清朝礼例每次接见或宴请、参观、看戏,都要赠送礼物,称为“赏赐”,每次每人一份。
 
在3次回赠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礼品共计27批,其中15批有茶叶,据王郁风先生将这批礼单逐项统计,计送普洱茶124团、女儿茶34个、(普洱)茶膏26匣、砖茶28块、六安茶48瓶、武夷茶24瓶,还有未列茶名的茶叶32瓶。每次赠送国礼,便由清朝“军机处”逐人逐项开列详细清单,呈送皇帝阅批后送给。
 
通过以上的分析,普洱茶在清代鼎盛,是历史的必然,也符合今天的市场经济规律。(茶者昆仑,昆仑说茶,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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